李礼 1893：世博会上的东西方碰撞与中国自强梦

  1893年，时值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因此这一年的芝加哥世博会显得意义非凡，它纪念过去，更夸耀当下。东道主以一座巨大的摩天轮宣告自己跻身世界强国，令人兴奋的新大陆精神借此大放光彩。芝加哥击败纽约获得主办权就是这种精神的证明：1871年，一场大火几乎把芝加哥商业街烧光，它却很快重获新生，变为全球第一个“摩天大楼”城市，尽管新建的大楼只有10层左右，在当时却足以令人仰视。

  2730万人涌入世博会，很多人是为了一睹80米高的菲力斯摩天轮（Ferris Wheel），它每次最多可乘坐2160人。摩天轮让参观人数从第一个月的3万人猛增到15万。5月到10月底，人们进出这片被称为“白城”（White City）的2.4平方公里建筑群，美国人顺便向世界推销自己的得意产品，比如蓝带啤酒和箭牌口香糖。托马斯·爱迪生还铺设了一条0.3英里（约0.48公里）长的电气铁路，给观众展示未来交通的速度。“博览会出其不意地向这些参观者展现了在我们单调乏味、狭隘局限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芝加哥人威廉·夏伊勒写道：“它激发了整个国家的想象力，不仅是对色彩和美感的赞叹，还有对电气时代的美好展望。”

  中国人对世博会并不陌生，十几年前，费城世博会收到过720箱中国产品。不过19世纪的几次世博会均由大清海关包办。中国眼里的“赛奇会”因此被西方人称为“赫德的赛会”，他推动此事的动力是希望中国人对其他几个国家产生好奇心。1866年赫德曾领着5名旗人组成的访问团到欧洲游历，此前还没有一个清廷官员出过国。浙海关文案李圭1876年被他派往费城博览会，出发前赫德明确要求：把看到的世界记下来带回中国。李圭到美国后耳目一新，还遇到了113名留童，他把所见所闻和西方教育写到《环游地球新录》里。这本书得到了李鸿章支持，后者的序言被印到首批3000本书上。

  1893年，李圭已是浙江海宁知州，这一年世博会的中国馆比他去的那次宏伟不少，它由戏院、八层高塔、寺庙等一组建筑构成，里面还有百货店和茶馆。不过如果说到产品，其实区别不大，唱主角的仍是传统面孔。中国产品在首届万国工业博览会（1851年）召开后的20多年里一度颇受尊重，不过老面孔注定要在炫耀工业文明的时代遭受冷落，巴黎世博会（1878年）后观众对中国瓷器兴趣大减。与此相反，日本馆却日益引起关注，参加过几次世博会后，日本很快走上模仿之路，热衷于展示“现代”成果。中、日两国的差异在1893年被放大了，日方这一次筹集到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资金，展位居于黄金地段，其中特别展示了一项教育成就：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至少2万所初等学校。结果，吃惊的西方评论者再次把“进步的日本”与“懒惰的中国”区别开来。

  清廷外交官对此却并无感受，中国驻美二等参赞彭光誉在9月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提交发言，大谈儒释道三教的源流以及它们与基督教的异同，以一种他者的姿态委婉讽刺欧美传教士。

  如果要找一个被芝加哥震动最大的中国人，当属郑观应。他在这一年定稿的《盛世危言》里提议中国也要办博览会，地点从上海开始。郑观应外国朋友众多，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获海外信息。这届规模巨大的博览会刺激他写下了《盛世危言》“赛会”篇，文章看上去很像一篇新闻报道，详细到房屋面积、预算和建造费。不过作者之后笔锋一转，感叹起中国商务的衰败和财政空虚。

  郑观应对“洋务”相当熟悉，1858年他到上海投奔叔父谋生，无意中踩对了时代鼓点。战争后中国外贸重心从广东转向上海，这里很快变成西方文化潮头。敏感的广东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们转战沪上并形成新的地缘关系网，郑观应的家乡香山位居这个网络的核心，容闳留学归国后，香山人在官办企业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郑得到了同乡徐润的帮助，先后任职于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开平煤矿，后来因为债务纠纷一度避居澳门写作。1892年，他被李鸿章任命为招商局帮办，到几个沿海城市和长江口岸调查，琢磨如何对付两大竞争对手——怡和和太古。太古轮船公司自1890年春天发起价格战，导致三家公司互相降价，结果招商局损失最大。几个对手最后在1893年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招商局未能扭转不利局面，但在长江航运上保住了面子。

  西方人带来的商业竞争对郑观应来说既是威胁，也是机遇。它构成了《盛世危言》的一个基本观点。郑一直对西方抱有兴趣，到上海后曾进入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盛世危言》的雏形来自他1880年完成的《易言》，最早则可追溯到《救时揭要》（1873年）。这些早期作品不少受到《申报》（该报1880年呼吁中国需要世博会）和王韬的影响。后来郑观应成了《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有一回一次买下100份《泰西新史揽要》送给北京朋友。

  目睹国家命运不断下沉，《盛世危言》到1893年终于写完，看过它的人对书里的西方政治印象非常深刻，它甚至超过了弥漫全书的“商战重于兵战”理念。对“议会”和其他西化制度的欣赏，让郑观应与其他洋务买办深刻区别开来。不幸的是，当这本书1894年正式出版时，里面的建议看起来为时已晚。

  当郑观应请陈炽为《盛世危言》撰写序言时，后者感叹说，自己的《庸书》可以不写了。这当然言过其实，《庸书》完成于1893年8月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它没取得《盛世危言》那么大的反响，不少方面却并不逊色。这两部书相继在这两年完成并非巧合，事实上这几年涌现了一批呼吁改革的杰作，它们投射出相似的危机感，尽管感同身受的人并不多。

  陈炽时任户部员外郎，更加留意眼前时局。他提醒说，要警惕俄国和日本，因为两国均效法普鲁士改革兵制，且意在中国，如果轻视日本必将首先遭其祸害。陈炽也注意到了世博会和中国传统商品的困境，他赞成引入西方技术，警告说，如果因为自来水、电灯来自西方而厌恶，只能导致坐井观天，自受其困。举目望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新政特别为陈炽欣赏，特别是湖北正在开办的炼铁厂。

  工程浩大的汉阳铁厂这一年正紧锣密鼓地做最后冲刺，它始建于1890年，已经耗资数百万两。中国并非没有钢铁厂，比如江南制造局马丁炉（1891年）和天津机器局钢厂（1893年），但它们规模太小，江南制造局1893年的钢产量仅为37吨。汉阳铁厂计划于1893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但情况远比张之洞想得复杂。

  “目前我们雇佣了将近四十名外国人了，”总督幕僚辜鸿铭年初告诉一位香港朋友说，“有关生铁问题的整体计划和发展规模已经有了，可怜的老总督也快烦透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为此负责。”北京不少官员不支持汉阳铁厂，并急于要它拿出成果。3月12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弹劾张之洞浪费经费，调查此事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否定了上述指控，不过湖北最出色的幕僚赵凤昌因此被罢免。张之洞、李鸿章幕府人才众多，很多人堪称一时之选，常常能不大不小地影响政局。拿赵凤昌来说，革职后他很快去了上海，以武昌电报局挂名职务继续为张之洞筹划新政，他的住所“惜阴堂”日后竟助推了大清国的终结。

  张之洞逃过一劫，不过他确实犯下大错。当炼铁厂于1893年9、10月间完工时，焦炭供应却没解决，计划中的大冶、马鞍山配套工程也没有完成，远离煤矿的选址失误甚至被郑观应写到《盛世危言》里，那时后者还不清楚自己几年后将出任汉阳铁厂总办。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上报北京，称汉阳铁厂全场告成。不过，试产一直拖到来年6月才举行，由于铁厂无力购买价格高昂的外国焦炭，只好把国产碎焦（土焦）和德国焦炭掺在一起使用，第一次生产102天即告停止。买煤成本居高不下等难题困扰着这家大型官办工厂，直到多年后才由盛宣怀解决。

  汉阳铁厂沿袭了1860年代以来最典型的官督商办方式，也是“花了大笔公共资金买来失败和挫折的官办企业的典型”。它主要依赖指挥官员的热情，很难保证效率和专业，更不要说资金浪费和中饱私囊这些官场陋习。几年后，一位到此参观的德国学者评价说，这家铁厂“成了本国和外国人进行搜刮以饱私囊的对象”。

  不过有一点是真的，武汉三镇确实在张之洞指挥下变成自强运动的一个重镇。这里（特别是汉口）人口众多，自古以繁华著称，但直到张之洞1890年到来后才开启了工业化之路，此前人们只在租界几个外国工厂里看到过蒸汽机器。

  除了办工厂，张之洞还有更大的抱负。1893年底，他在武昌大朝街口成立了一个新学堂，这所学校大异于传统，日后它演变为武汉大学。

  张之洞在自强运动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李鸿章，后者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 1893年也交出了几项新成绩：制造出可发射800磅炮弹的后膛大炮、每分钟能发射12发炮弹的12公分口径速射炮，以及一个栗色火药厂，并开始筹备生产无烟火药。“从每个方面讲，除了体力弱些以外，中国工人比得上世界任何国家的工人。”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称赞道。 7月底，李鸿章骄傲地向北京奏报，上海制造的新式枪炮与西方最好的产品基本上没有差别，并特别强调说，日本中将川上操六不久前在天津试用这些武器后，认为性能超过了日本兵工厂。

  川上操六时任日军参谋总部次长，此番游历实为军事侦察。此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清军那些新装备，而是中国政府的腐败。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少佐“赤城”号舰长出羽重远得出了相似结论，他当年考察了旅顺等地，尽管清军拿出了最新式的武器，他在报告中却断言，中国陆、海军外强中干，军备不足为惧。

  1893年下半年，上海的西方人比往常更忙碌一些。11月17日是“开埠”50周年纪念日，各国人士当天聚集外滩，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花车。为此，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伦敦铸造了特别纪念章：正面为一个盾形图案，上方一艘舰船迎着朝阳航行，刻着“上海五十周年，1893年11月17日”，背面则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局徽。

  “上海是我们的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在这里，我们生活在一群因赞助他们古老的立身处世之道而显得傲慢和怀有偏见的人民中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一个庆祝会上不无自豪地说，由于引入技术和现代市政管理、司法，“法律和秩序在20万人口之间极为完美地保持着”。慕维廉并非首批抵达上海的传教士，1843年开埠后率先登陆的麦都思，敏锐地预感到这座江苏县城将变为中国最佳商业中心，当年他买了一片城北土地，不久成立了墨海书馆，它后来竟变成一个东亚知识信息传播中枢。

  50年过去了，如今上海已变成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大的西方人聚居地。租界的扩张得益于两次起义，太平军驱使江浙官绅大量涌入上海，小刀会则改变了华洋分居格局。经过拓展的“英美租界”于1899年改称“上海公共租界”，这里变为了“国中之国”。工部局很像一个市民自治政府，它不仅脱离中国行政体系，与领事也呈分庭抗礼之势。“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国最好的宣教士。”英国专栏作家干德利写道。

  一种特殊的“租界行为”或“租界意识”诞生了。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多西方人代表“西方”却不等同于“西方”，甚至不完全认同西方价值，上海被他们视为冒险家天堂，慢慢地，中国的冒险家也加了进来。

  租界里房租很贵，官员和富商却乐于涌入这里。“中国人占有了收入最好的地产，其中最好的，上面建筑为了中国纨绔子弟提供消遣的各种娱乐设施。这类纨绔子弟在太平天国前把苏州和杭州看作地上的天堂，而现在他们发现这些天堂的乐趣在福州路一应俱全。”1891年底，上海海关官员海关税务司裴式楷在一份报告里说，“闹市中心现在已为中国人独占。”普通市民对西化生活的接受程度，远没有知识精英想得那样复杂，赞美租界的声音一直充斥于文人笔记和报刊竹枝词里。

  对于如何向西方人学习，官员们也并不保守。这一点人们从“格致书院”能看出来。“看过高级官员为格致书院课艺所命的题目，就会明白帝国上层人物的头脑中所发生的转变。”《北华捷报》1893年一则评论说。这所位于公共租界的新式学校由麦都思之子、上海总领事麦华陀和中国人徐寿等人发起。李鸿章和一些本地官绅提供了资金支持。书院很快激发起人们对实用知识的兴趣，它出版的《格致汇编》， 60期共收到322件读者来信，充满好奇心的读者提了180个各种奇怪的问题。

  格致书院最引人关注的是一项持续多年的征文比赛：“汉语论文竞赛项目”（Chinese Prize Essay Scheme），它的创意来自傅兰雅，主持人是王韬。在每年四季的第一个月，书院面向社会公开出题，获奖者能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奖赏。以1893年春季特课为例，超等首名可获银10两外加洋钱18元。领取奖金、邮寄课卷的人可以到位于三马路（汉口路）上开设的格致书室去，这里能查看、抄录课艺批语，但不能将原卷带走。获奖文章除了登在《申报》《沪报》上，还可能选入“格致书院课艺”结集出版。

  1893年冬天，招商局总办郑观应抛出了一个题目：如果中国采纳西方议会制，有何利弊？结果获奖的前三名都认为，中国如要富强非设立议院不可，不过他们主张的是君民共主而非民主共和制。郑观应是1886—1893年参与命题的17人里唯一没有官员身份的人。盛宣怀和李鸿章命题最多，分别为6次（盛）和5次（李）。其他人还包括两江总督曾国荃、刘坤一，部分江苏官员和几个通商口岸的道台。人们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出的77道题目里最多的并非技术，而是围绕“富强”，这类命题和排名第二位的科学知识题目分别为25个、22个。这多少说明了一点，政治精英们最焦虑的并非技术。

  某种意义上，格致书院为上海甚至东南几个省设置了一些新的社会话题，它如同一枚石头投向社会，表面上并无巨浪，波及范围却远比人们看到的大。征文讨论的话题也慢慢变得敏感，并刺激了新一代作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很多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同样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是热衷于征文的另一个机构， 1893年、1894年它举办了两次征文，以“康长素”之名参赛的康有为获得一次六等奖，奖金银4两。

  借助上海吹来的新风气，“口岸知识分子”努力将新思想传播、放大出去。尽管他们的声音没有正真获得呼应，却把热衷于自强的一批官员、知识人和西方人联系起来，从而制造出一种思想开放的气息。格致书院的命题人、阅卷人“构成了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力主变革的官僚与知识分子结合的豪华阵容”。这些人中的一些官员，常能时不时地推动一下力所能及的政治改良。

  薛福成是格致书院命题者之一，1893年他的一个建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薛建议说，清廷应批准驻外使臣或领事发给海外华人护照，让这些侨民可以回国生活，也能随时出国经商。薛福成早年为曾国藩器重，撰写的《筹洋刍议》名噪一时，此时正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

  这份奏议实际来自黄遵宪，后者时任新加坡总领事。1891年5月，清廷将海外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提升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首任总领事黄遵宪上任后经过一个多月考察，发现南洋华侨回国时处境困难，他们很多是来自福建、广东的客家人。黄遵宪出生于以客家人著称的梅州，对此自然感同身受，他向薛福成报告说，这些人回国常遭到敲诈诬陷，后者据此向北京上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折》（1893年6月29日），总理衙门对这个提议给予支持，要求刑部修改私出外境条例，9月13日此事获得皇帝批准。

  1860年签署的《北京条约》事实上破除了顺治、康熙朝以来的海禁。根据条约，清政府不得阻止中国人前往英、法殖民地和外洋务工。 1868年，中美《浦安臣条约》给了中国人自由前往各国的权利。不过清廷在很长一段时间视华侨为“弃民”，回国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难题。1893年的新规意义非凡，它给了华侨自由出入祖国的官方保护。从这一年开始，总理衙门转而采取主动行动，保护海外华人出现了新气象。更多的领事馆之后建了起来，而且部分华侨领袖加入其中。以新加坡来说，侨领张弼士1893年正式出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这位祖籍广东的企业家，主张实业救国，上一年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用工业化方式生产葡萄酒。

  很长一段时间，华侨的利益主要依赖一些开明外交官个人，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观念和责任感。比如薛福成，日记里他常把摘抄别人文书中的“猪仔”“猪罗”字样改为“海外华人”。黄遵宪同样渴望变革，1876年他跟随客家人何如璋前往日本担任参赞，外交生涯给他带来了世界眼光。驻日期间黄遵宪把郑观应的《易言》介绍到朝鲜，并着手撰写《日本国志》，认真思考明治维新如何成功。 1882—1885年，黄遵宪改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为反击排华，曾经聘请律师打赢了一些官司，在诸如华人过境等具体问题上挽回了一些利益。

  1882年到1893年，几任驻美公使的主要工作就是抗议和聘请律师反击排华。《浦安臣条约》签署后，美国西海岸发现的金矿刺激中国人蜂拥而至，至1876年，大约11.1万名华工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华人不久后成为总统大选热门话题之一。共和党人曾经支持华工，因为廉价劳工有利于开发加州，尽管这些人不会说英语，生活小习惯颇遭非议，而且不少人“担心这些华人定居者会危及美国政治体制的完整性”。 1875年在全国州长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一年成为转折点，美国国会于1882年批准执行第一个排华法案，推翻了《浦安臣条约》，禁止中国劳工10年内进入美国， 1892年到期后它被延续10年。

  非但如此，根据1892年5月5日通过的《基尔法案》，华人须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后未获居留证者将被逮捕和驱除出境。法案规定每一个华人居民居留证上，要用胶水粘上正面照片，华人称之为“狗牌”，因为拒绝“狗牌”，爆发了诸多暴力冲突。

  1893年2月，杨儒接替崔国因出任新一任驻美公使，崔国因性格拘谨，但很有想法，是第一个要求北京开议会的官员，这几年他写了1447篇日记，大约三分之一涉及美国华人问题。在回国的太平洋上，他为自己的出使日记写序，感叹中国开风气之难。新任公使到华盛顿后展开了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清政府在1893年年底采取行动，以“保护在华旅行的外侨”为名要求在华旅行的美国人向沿途地方政府报告行踪，50名美国传教士及家属因此被禁止前往避暑山庄旅行。

  比起前任崔国因，杨儒仪表魁伟，衣冠华丽，夫妻俩擅长社交。然而谈判没有实质突破，华工仍被限制赴美，不过符合家庭和财产条件者可以返回美国，也可假道美国前往他国。这个结果虽然差强人意，却在中国外交官意料之中，他们深知华工命运很难一下子改变，特别是当1894年年底两国在华盛顿正式互约时，中国已深陷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灾难，它彻底暴露了大清国令人吃惊的孱弱。

  本文选自《失败：1891—1900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李礼著，火与风丨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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